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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7-07 02:39:27

                                                          检查组要求两省防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有关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检查组强调,当前黄河流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各级党委、政府和防指要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从严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防汛抗旱责任制,特别要强化县、乡基层防汛责任和应急能力,狠抓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改落实,强化监测预警和联合会商研判,紧盯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中小河流防洪、中小水库和淤地坝度汛、城市内涝防范等薄弱环节,强化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一旦发生重大险情灾情,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协调各方力量投入抢险救援救灾。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综合运用多种抗旱措施,保障城乡供水安全。黄河防总、各级防指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统筹协调、精心组织,各相关部门要顾全大局、团结抗洪,形成工作合力。

                                                          还有31名无症状感染者,未来一周也不排除有新增本土报告病例的可能性。

                                                          实际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由行政长官或国家元首选任法官,或由行政机关为专门法庭指派法官是常见做法。美国所有联邦法官均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是经由司法部长向法律界人士做详细调查和咨询后,由总理提名。新加坡于2015年成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是总统委任的。法国国家安全法院通常由政府指派1名审判长、2名法官和1名将军级或校级军官组成。尽管我们并不认为拿某个国家的体制来说明香港的体制是适当的,而且我们也相信李前大法官不会不知道这些,但列举在此,便于大家理解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说法无法成立。

                                                          文章作者: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徐泽 

                                                          李前大法官还说,行政长官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因此不适宜指定法官。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也由总统担任,但这并不影响他行使提名和任命联邦法官的权力。这里必须说清楚,行政长官并非针对具体案件挑选法官,具体个案中由哪位法官负责审理是由司法机构按程序决定的。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行政长官被基本法赋予了“双首长”的地位和职责,是特区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由她或他来担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是基本法的必然要求,而由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本身就是行政长官代表特别行政区向中央负责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我们想说,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之所以提出了一些违反基本法的观点,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共同宪制基础。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事业进行下去,首先是要把香港的宪制秩序及其基础搞明白,有共识,这是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的关键。为此,就要认真地学习基本法,同时要认真地学习宪法。把宪法和基本法关系搞清楚,把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每个打算以香港为家,建设香港新家园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且身居要职的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我们希望,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当日,市区两级疾控中心专业人员第一时间进入病房对病例进行了详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借助信息化等手段帮助患者回顾了发病前14天的活动轨迹和接触人员,确定了38名密切接触者和所有可疑暴露场所。根据调查结果,疾控人员迅速对病例到过的每一处场所进行了环境采样和检测,对每一名密切接触者进行了调查和管理。6月12日凌晨,发现病例到访过的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环境样本核酸检测阳性。与此同时,又报告了第2例确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患者发病前也曾到访过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凭着专业人员的敏感性及流行病学调查的经验,很快判断出新发地市场可能为此次疫情的风险因素。6月12日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再次对新发地市场的环境和从业人员进行全面采样检测。当日发现40件环境标本核酸检测为阳性,45人咽拭子核酸阳性均来自新发地市场交易大厅负一层的环境及从业者;同时对6月12日新增的确诊病例进行调查,发现3例为新发地市场从业人员,2例曾到访过该市场,进一步验证了综合交易大厅负一层为此次疫情的共同风险地。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司法独立”有其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在香港,这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这就是说,司法独立就是指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干涉,司法人员的履职行为不受法律追究。为了保障香港的司法独立,基本法规定了众多保障措施,包括法官任期保障、经济保障等。但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就有权拒绝来自其他方面的合法制约,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可以变成一个自把自为的独立王国。司法机构如何组成,这就不是司法机构可以自行决定的,法官的任命权属于行政长官就是一个例证。更重要的是,尽管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终审权,但其司法机构仍只是一个地方的司法机构,它的案件管辖范围和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都由基本法作出明确限定。基本法第十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还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和解释必须遵从。话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申,司法独立绝不是“司法独大”,更不是“司法至上”,翻遍基本法,找不到基本法是香港“小宪法”的依据,更没有赋予香港法院“宪法性管辖权”的规定,李前大法官是香港法律界、司法界的“领头羊”,应该知道言必有据,方为正道。

                                                          李前大法官为他的观点列出三个理由。其一,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干预;其二,行政长官缺乏挑选法官时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其三,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不适宜独自挑选指定法官。这三个理由看似有些道理。可是它符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吗?答案是:不符合!理由如下: